第53节

    史密斯得到广泛赞扬；社会心理学家们觉得能发现某种并非如此明显或者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的东西而特别高兴。【】如沙切特经常对其学生说的，学习老祖母心理学是对时间的浪费；就跟你回家对老奶奶说什么时，她会说：“还有什么新东西没有他们就为这个给你付工资”

    认知失谐理论引起了好多敌对的批评。弗斯丁格毫不留情地骂这些批评是“垃圾”，还将这些批评归咎于一个事实，说这个理论提出了“并非非常现实的”人类图景。不管这些批评者的动机如何，大量的实验证明，认知失谐是最为坚实彼此连贯的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丰富的理论。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龙森回忆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坐着不动，能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内想到十个假设这类假设几年以前甚至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这个理论还解释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为，而用行为主义的理论是无法解释清楚这些东西的。下列是一些例子，都经过实验证明了的：

    在一个集团中越是很难成为成员比如，需要经过令人厌烦的筛选或者糊弄过程，被接受的成员就越是觉得这个集团了不起。我们使自己相信，引起我们痛苦的东西我们就会去爱它，以使自己觉得这份痛苦是值得的。

    当人们以一种使自己看上去很蠢或者不道德的方式行事时，他们会改变看法，以使自己相信其行为是有道理和公平的。比如，吸烟者会说，抽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的证据是不完全的；作弊的学生会说，每个人都在作弊，因此，他们只好也去作弊，以免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倾向于以极不相同的办法来解释有关被争辩问题的同一个报告或者事实材料；他们会注意并记住对自己的观点有用的材料，掩盖或者忘记会引起失谐的东西。

    当一些认为自己有足够人性的人处于一种伤害别人的情形时，就比如士兵在战争当中经常要伤害平民一样，他们会以贬损受害者的方式来减少这种失谐“那些婊子养的在帮助敌人。一有机会，他们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当人们从社会不公正当中得到好处而使其他人受难时，他们经常对自己说，这些受害人根本没有能力得到更好的东西，他们已经满足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很懒，又脏，没有道德感。

    最后，还有一个“自然实验”的例子，可以看出人类通过理性化来减少认知失谐的情形：

    1983年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地震后，圣塔克鲁茨市根据加利福尼亚一项新的法案，委派声望卓著的戴夫斯迪夫思工程师去评估当地建筑的抗震情况。斯迪夫思认为有175栋建筑可能会在大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坏，而这些建筑有许多是在主要的商业购物区里。市政委员会被他的报告和暗含在里面的大量工作吓坏了，他们退回了他的报告，并一致通过要等待州立法律条款明确下来以后再说。斯迪夫思被称为一位大惊小怪的家伙，他的报告对全市人民的利益是有妨害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89年10月17日，圣塔克鲁茨市近郊发生7.1级地震。300栋民房被毁灭掉了，整个圣塔克鲁茨县有五千多民房受到严重损坏；市内商业区被夷为平地；3人在地震中殒命，2000人受伤。

    认知理论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它很容易逃过各种攻击。弗斯丁格最早提出来这个理论的25年及他离开社会心理学转而研究感知的16年后，对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认为他对这个领域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只有鲁温接近这个数字，即百分之七十。

    然而，有一种对认知失谐理论的批评却不是可以轻易辩驳的。研究者们几乎总是哄骗志愿者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为钱而撒谎，不经他们同意就要他们去做一些劳神费力或者荒诞不经的事情，或者把他们自己身上不好的一面呈现在他们面前，从而使他们的自尊心受损。调查者事后会“询问”受试者，解释实验的真实目的，说合理欺骗是必需的，他们的参与使科学受益无穷。这样做是为了恢复他们的有益感，可是，批评者坚持认为，把别人摆在这样的体验中而不告诉他们或者没有他们的同意是不道德的。

    这些道德问题在认知失谐研究当中并不是十分特别的；在其它更为严肃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71年由菲律普g金巴多及三名助手做的一项实验，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为了研究被囚禁的社会心理学，他们召收了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大家分别当看守或者犯人。所有志愿者都接受采访和性格测试；21位中产阶级白人经过评定被认为情绪稳定、成熟和守法，因而被挑选出来。根据扔币法，10人被派当犯人，11人当看守，共进行两周实验。

    “犯人”们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早晨被“逮捕了”，戴上手铐，在警局登上名册，然后带入“监狱”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里设的一套房间，在那里脱衣、搜查、驱除虱子、配上囚衣。看守们配上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被告知，其工作是要维持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可以自行设计控制囚犯的办法。典狱长金巴多的一位同事和看守设计了16条办法让囚犯遵守：他们在进餐、休息时和熄灯后得保持沉默；他们只准在进餐时进餐，别的时间不行；彼此称号只能叫号码，所有看守都称作管教“干部”，等等。触犯任何条例都将召至惩罚。

    看守和囚犯的关系很快就进入老式的模样：看守们开始认为这些囚犯次人一等而且十分危险，囚犯开始觉得看守们都是流氓和施虐狂。有位看守这样报告：

    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让他们彼此对骂，并用光光的手去清洗便池。我实际上是把这些犯人当牲口看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得小心看守他们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组织了一次反叛活动。他们把身份证号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看守们用灭火器喷他们，让他们从门后退下去，撞入囚室，扒掉衣服，拿走床铺，总体来说让他们大大地受一顿惊吓。

    这以后，看守们不断地增加新的管制条例，半夜三更经常唤醒犯人点名，迫使他们进行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因为“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犯人开始对不公的处罚习以为常了。有些人慢慢感到头脑混乱；有个人完全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到第5天时实验者只得考虑不到实验结束就放他出来了。

    看守思想中很快形成的施虐心理可以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的话中看出来。实验开始前，这人说他是位和平主义者，不喜欢进攻别人，他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会虐待别人。到第5天，他在日记中说：

    我把这人一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极想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不喜欢他新囚犯416不吃这种香肠我决定强行让他吃，可他还是不吃。我让食物从他脸上流下来。我无法想象是我自己在干这样的事。我为逼迫他吃东西而感到内疚，可是，因为他不吃我感到更火。

    金巴多及其同事没有预料到两个组都会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后来在报告中写道：

    这次模拟监狱体验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些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身上竟会很轻松地激发起施虐行为，而在这些因为情绪稳定而严格挑选出来的人中间，竟会很快散布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到第5天，实验者突然宣布实验结束，以保全所有人。可是，他们感觉到，这次实验是极有价值的；它表明，“正常的、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是多么轻易的一件事。

    这项发现可能很重要，可是，在许多伦理学家们看来，这项实验是极为不合道德的。它在志愿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绪上的压力，而这些是受试者没有预料到，也没有同意的。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违反了1914年最高法院强调的一项原则，即“任何有正常头脑的成年人类都有权决定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干什么”。因为道德问题，监狱实验不准重复；它已经成了定案。

    可是，与另一项同样也有很高价值，现在同样也是一件定案的实验比较起来，这还真是小巫见大巫。让我们打开卷宗，看看学习到了什么，是以何等超常的方法来进行该项实验的。

    服从

    大屠杀之后，许多行为主义科学家都在寻找办法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德国人竟会对别的人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1950年发表的一项巨型研究报告描述了由一个多学科研究组进行的心理分析方向的实验，它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强权人格”，这是某种特别的为父之道和儿童体验的自然生长。可是，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个解释太过狭窄；他们认为，答案可能更多地要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形，它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性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1960年早期，纽黑文市的一张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来耶鲁大学进行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不是大中学在校生的成年男性都可以报名申请，参加者可获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今天的20美元外加交通费的报酬。

    选择了40名20－50岁的男子，各自分配了不同的见面时间。在一间很大的实验室里，大家都去见一位打扮整齐、身着灰色实验制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同时见面的还有另一位“志愿者”，一位长得像爱尔兰美国人的中年人，看上去样子不错。穿实验制服的人，即明显的研究者，实际上是31岁的中学生物学教师，而中年人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两人都是进行这项实验的心理学家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莱姆的合谋人。他们将担当斯坦利编写的角色。

    研究者向两位男人，真的和假的志愿者，解释说，他在研究针对学习的惩罚效果。其中一位将扮演教师，另一位扮演学习者。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老师就会给他一个电击。两位志愿者抓阉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天真的”那位志愿者抓到了“教师”那张。为了确保效果，两张条子上都写着“教师”，可是，串通好的那位会在抓起纸后立马扔掉，不拿出来看。

    然后，研究者会带领两位受试者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学习者坐在一张桌子前，他的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他说，他希望电击不会太重；这人有心脏病。然后，教师被带入另一个邻近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向学习者说话，也可以听到学习者的声音，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大金属盒子，说是里面有一个电击发生器。前面有摆成一排的三十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都标着电压数15到450，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等，直到在435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只是简单地标着“xxx。”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要宣读一些成对的词比如蓝色，天和狗，猫给学习者听，再考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答案词，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词。学习者通过面前的按纽来选择答案，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亮起来。每当学习者选择了错误的答案，老师就掀动开关，给他一个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老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一开始，实验进行得很容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学习者会给出一些正确的答案，也有一些错误答案，老师在每个错误答案之后给学习者一引起轻微的电击，然后继续进行下去。可是，随着学习者犯的错误越来越多，电击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当然，这些仪器都是些假摆设，实际上没有任何电流从里面出来－情形是越来越糟糕了。到75伏的时候，学习者发出了听得见的呻吟声；到120伏的时候，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经弄得他很痛了；到150伏时，他叫出声来：“放我走，我不想试了”每当教师动摇时，站在他旁边的研究者都说：“请继续下去。”到180伏时，学习者喊叫起来，“我疼得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当教师犹豫不决时，研究者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后来，当学习者开始撞墙，或者更后面，他开始尖声大叫时，研究者严肃地说：“你得进行下去，这是绝对必需的。”超过330伏时，隔壁只有沉静这与选择了错误答案是一样解释的研究者说：“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进行下去。”

    令人万分惊讶的是米尔格莱姆本人也甚为惊讶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教师当真进行下去了，一直进行到底了。可是，这不是因为他们是些施虐狂，能够从他们以为正在发生着的痛苦当中体会到什么快感标准性格测试显示，在完全的顺从受试者与那些到某些点就拒绝进行下去的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存在；而是说，相反的情况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进行下去的时候是体会到了很严重的痛苦的。如米尔格莱姆在报告所言：

    在很多情况下，紧张到了在心理学实验室里很少看见的程度。可以看见受试者出汗，颤抖，口吃，咬嘴唇，呻吟，手指甲都抓进rou里面去了一位成熟的、开始很有自制力的生意人，进实验室的时候满脸微笑，十分自信。在20分钟时间里，他就变得颤搐，口吃起来，很快接近精神崩溃可是，他还是继续对实验者的每一句话作出反应，一直执行着命令，直到最后。

    谢天谢地，米尔格莱姆并没有报告他本人在观察这些教师受折磨时所体验到的一些症状。他是个生气勃勃的、诚实的小个子，他没有讲到他自己对这些受试者的痛苦有何感觉，否则，这篇报道一定会更加增色不少。

    他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是，这种情形是利用文化上面的期待产生了对权威的服从现象。志愿者进入实验时是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试者的角色，而研究者是扮演的权威角色。在我们这个社会和许多其它的社会里，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着遵守权威，而不要管有权威的人让你去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在实验中，研究者感觉到有必要执行命令；他们可以对一个无辜的人施加痛苦和伤害，就因为他们感觉到研究者，而不是他们自己要对其行动负责。

    在米尔格莱姆看来，他的实验系列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进行死亡营这类的暴行，或者至少接受了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及其它被厌恶的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阿道夫艾奇曼说，当他在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他发现自己在消灭成百上千万犹太人中扮演一个角色时非常恶心，可是，当时他只好执行权威的命令。

    米尔格莱姆不断地变换实验方法，从而证明他的解释是正确的。有一种变化是这样的，在研究者还没有来得及向教师说完继续使用更高电压的重要性的时候，突然有电话找他；他的位置将会被一位志愿者来接替也是串通好的人，他好像对按需要加压非常有兴趣，不断要求教师继续加压。可是，他是个替代者，而不是真正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教师会一直干下去。米尔格莱姆还变化着办法把队伍的构成调整一下。一般是，学习者长得和善、矮胖，中年人，而教师是穿戴整齐，严肃的年轻研究人员。可他又把角色倒换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一路进行到底的比例会减少，但也只到百分之五十。很明显，是权威与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各人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米尔格莱姆的另一项令人不安的附属研究，是他对人们在这种情形之下认为自己会怎样想的调查。他向大学生、行为学科学家、心理工程师和外行人详细讲解了实验的构成，然后问他们到什么份上他们会停下来。尽管他们的背景有差别，可是，所有像他们这样的小组都说他们会在约150伏的时候违背实验者的要求而停下来，因为这时候，受害者是在要求放开他。米尔格莱姆还问过一些本科生，说到什么水平上他们会不听实验者的话，答案也在约150伏左右。因此，人们对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的估计和他们对自己应该如何行动的道德观念，与他们实际上在一个受权威控制的情形下的所作所为都没有什么关系。

    米尔格莱姆的服从研究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并因为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而获得1964年美国科技进步奖。1984年，当米尔格莱姆51岁因心脏病去世时，罗杰布朗称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天赋的实验科学家之一”。在十余年时间里，进行了约130例类似实验，包括在其它国家进行的一些实验。大部分实验证实和扩大了米尔格莱姆的发现，而且，在许多年里，他的实验过程或者其变化脚本，都是进行服从研究的重要范本。

    今天，再没有任何研究者使用这样的方法了，也不敢这样做，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看一下而已。

    旁观者效应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使全国感到震惊。这件谋杀案受注意的原因跟凶手、被杀害者或其谋杀手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个事务处理机cao作员，根本不认识她，他以前还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有个人的确打了在她死后。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有两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虽然都不是纽约本市人，对此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约翰巴利是纽约大学的副教授，毕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