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7章】 内蒙问题
第037章内蒙问题 5月1日，吴景濂率领所有由“民选”选举产生的各省代表返回参议院，人民党保住了议长一职，副议长由汤化龙接任。继议长改选后，审议长及各部审查员和其它常任职员也全部重新改选。谷钟秀被选举为全院委员长，林长民被选举为秘书长，各部委员也大都改头换面。但总的说来，人民党基本保持了原先的势力，同盟会势力大受打击，失去了对好几个部门的控制权。 经历了种种，同盟会议员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分化，涣散的趋向越来越明显。有的无视“党议”，自行其是；有的为了个人地位，不惜牺牲“党见”，大搞政治投机，成了唯利是图的政客；有的则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一味以谩骂、攻击来谋求党势发展，徒然为反对派提供指责的借口。 各小党的势力也在不断分化组合，一个突出的实例就是以民社为核心，包括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和统一党五个政党，合并改组成为共和党，成为参议院中的第三股大势力。民社的本部虽然在上海，但其发源地和大本营均在武昌，核心人物是孙武、政客孙发绪和未公开挂名的黎元洪秘书饶汉祥，主要由旧军官、失意同盟会会员和清末立宪派。 国民协进会是民国成立后黄河以北地区建立较早的政团之一，大部分为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成员，与梁启超关系密切，曾表示愿意为梁所用；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发起，多系光复会中残余分子和地方政客； 国民党由潘昌熙等人于上海成立，未成立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但直到5月初，也未能举行成立大会，所以应该一直称之为“国民党同志会”。 以上四党加上统一党，虽然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在巩固维持自身势力，反对同盟会、人民党两大势力上却是一致的，同盟会、人民党和共和党构成了临时参议院中的“左”、中、右三派。三党以外。独立人士尤其无党派人士就相当稀少了。 袁世凯也在竭力增强自己的势力。几乎将总统府改成了北洋系的大本营，他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就迫不及待地设立“临时筹备处”，作为办事机构，所安插的50人，全部是他地心腹亲信，唐绍仪内阁成立后，他又将许多人员充实到各部。一方面牢牢掌控局面，另一方面对唐绍仪也起到牵制和监视的作用。此外，他还以“谘询一切”的名义，于总统府设立外交、政治、军事、海军、法律、教育等名目繁多的各种顾问，顾问又分高等、二等、三等之分。目的在于安插私人，网罗社会“名流”和牢笼革命党人。顾问愈设愈多，名目愈来愈奇。 在安插亲信的过程中，袁世凯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终于引起了参议院的警觉。特别是袁世凯无视地规定，又不经参议院的同意，便下令任命张元奇、荣勋为内务部次长，遭到议员竭力反对。5月初，袁世凯的追认咨文送到参议院，无论哪个派系的议员们都一致投了反对票，老袁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取消。 袁世凯控制权力的野心。在针对南京留守的问题上暴露得更加明显。孙中山卸任后，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按照公布的，“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表面上似乎权利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世凯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地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就是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变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地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月19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使黄兴懂得了有军无饷的严重危险，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地想法。在兵变后的半个多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军队的裁遣。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以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 为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 袁世凯对这一切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表面上极力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 赫图阿拉的满人叛乱由于秦时竹严密封锁消息，半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传开，但很多消息却是封锁不住地。4月27日深夜，葛洪义刚刚到赫图阿拉准备直接办案时，在郑家屯车站侥幸逃脱的阿拉坦敖其尔回到了贡王府。 近半个月在野外飘忽不定、风餐露宿的生活让阿拉坦敖其尔形容憔悴，头发、胡须老长且肮脏不堪，见到贡王后，他只喊了一声“王爷”，就昏了过去…… 也许是快到家的兴奋让他降低了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也许是贡王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一直难以自拔，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主意到黑暗中有几双警惕的眼睛盯着王府。 “这小子果然回来了。快，回去报告镇守使！我在这里继续盯着。” 在部队驻地得到确切消息的夏海强大喜过望，大叫道：“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看爷爷怎么送你们上路！”…… 想解决蒙古问题地，不止秦时竹一家，袁世凯也很想有所作为。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控制了内外蒙古。等于将北疆势力一分为二，有利于中央权威地发扬；另一方面老袁作为临时大总统，也需要在国内树立威望，解决蒙古问题，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解决外蒙问题地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在中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自应选择前者，这是中国的希望；可从实际情况考虑，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北京临时政府也曾尝试与库伦当局谈判解决“独立”问题。袁世凯上台不久，即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免，邦本可固。”北京政府颁布地等优待法令，既为安抚内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态。 袁世凯在出台这些发令的时候，预先征求了秦时竹的意见，秦见到电报后微微一笑，认为无济于事，自然也就不会出面反对。除此以外，北京政府还准备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谈，其中先行出发的兰逊牧师等已在库伦多方活动，运动蒙人中止俄蒙谈判。改与中国政府协商。但库伦当局的上层人物多是长期受惠于沙俄的亲俄集团分子。自恃有沙俄撑腰，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对北京政府的呼吁和优待置之不理。哲布尊丹巴在给袁世凯的回电中竟称：“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北京政府几乎无法和库伦活佛建立直接地联系，自然更谈不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了。 武力解决的路同样走不通。外蒙军事力量虽然不强，然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军事行动不易。更为窘迫的是，要对蒙古用兵，必须通过北疆势力的范围。袁世凯在心里掂量，首先秦时竹不会同意，即便同意，也不会真的全力以赴；其次，袁世凯一向视军队为自己地命根子，用来控制国内局势都嫌不够，更何况平定边疆呢？因此对调动自己的北洋军出征不甚积极；再次，要出兵外蒙，就意味着与沙俄刺刀见红，袁世凯对帝国主义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害怕，自然不会冒这个风险，事实上沙俄作为外蒙后院，极力威胁中国不得进兵，也让袁世凯有所顾忌；最后，通过指挥北疆国防军出动也不如意。秦时竹任命马占山为呼伦贝尔镇守使后，牢牢控制了黑龙江与外蒙边境地区，但绝对不越雷池一步，袁世凯不可能强令要求进兵。在西路，袁世凯虽然可以指挥杨增新由新疆调兵援阿尔泰，但沙俄立即出面干涉，表示“决不承认”，沙俄外交部甚至公开威胁中国公使：“中国进兵外蒙，俄当干涉”，逼得北京临时政府只好下令“暂缓调动，免生交涉”。 两种方法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和沙俄交涉解决外蒙问题。这是沙俄自外蒙“独立”后地基本立场，由中俄间的交涉，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现状，无论交涉结果如何，都能为以后的侵略留下伏笔。 秦时竹对历史的了解是袁世凯比拟不了的优势。他明白眼下和沙俄闹翻是不明智的，外蒙的状况只能继续维持，非得等到俄国革命爆发才有机会，但内蒙问题和外蒙问题不一样，有充足地理由和依据，也完全有能力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比袁世凯的态度要积极和现实的多。袁世凯想通过解决外蒙问题进而推动内蒙问题的解决，这种一揽子方案好虽然好，却无成功的可能；秦时竹的计划是安定内蒙，孤立、分割内外蒙古，麻烦是麻烦了点，却有效。 控制内蒙古落到实处，就是要消除那些封建王公的割据势力，尤其要打破八旗制度，实现近代化改革。秦时竹的策略，就是要杀鸡骇猴，贡王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这个对象，夏海强这个急先锋地任务，就是尽快拔除这个眼中钉。 夏海强是个粗人，但不莽撞，有道是话粗理不糙，他地逻辑是：贡王非除不可，有借口要除，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除。为完成这个任务，他拼命搜罗情报，寻找有利时机。不仅从李春福那里千方百计要来了精干的骑兵团，更为重要地是，在贡王府周围安排了眼线，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只是贡王十分谨慎小心，夏海强一直苦于抓不住他的小辫子，而秦时竹交待给他一定要有依据的要求就像一道高压线拦在面前。 不除掉贡王，夏海强食不甘味、睡不安心，用秦时竹的话来形容，这是“夏海强朴素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贡王私运军火的消息传来，让他乐得合不拢嘴，乐颠颠地跑去要求动手的命令，本来明明已批准了，却赶上满人叛乱这档子事情，让他恨得咬牙切齿，却只能按兵不动，心里纵有一万个不乐意，却只能服从安排。 当然，他绝不死心，做梦也想找到动手的理由和借口，有人跑回贡王府报信，在他看来就是最好的理由。为得到确切的授权令，他一连拍了三封加急电报给秦时竹，请求批准行动，秦时竹愣是没同意，气得夏海强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 5月2日凌晨，夏海强还在睡梦中，副官将他摇醒。 “师座，快醒醒，大本营来的绝密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