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谁识战垓下2 新

    4.汉军固陵大败或纯属子虚乌有

    按历史记录，是汉毁约在先，随即遭受了惨败。双方缔约完成后，由汉军率先发难，应该是蓄谋已久，打有准备之战，怎么会记录到毁约在先的汉军反而遭受到惨败呢？从刘邦私下里的种种动作来看，汉对最后的决战部署相当周密，是志在必得，所以从理论上看，其遭受惨败的情况基本上不会发生，但历史记录就是这样记的。感觉很不合理啊，刘邦这是在给项羽挖坑，还是在给自己挖坑啊。所以考察一下固陵之败的有无很有必要。

    可能看官要骂了，历史记载，白纸黑字，而且被记在好几个地方，可谓铁证如山，怎么到菜九这里动不动就要推翻，太岂有此理了。不会是翻案成癖，为了推翻而推翻吧？菜九也不是闲得慌，完全是因为此役太过匪夷所思了，所以花点力气考证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被白纸黑字记载多处的汉军惨败记录还真的不能成立。因为除了言之凿凿的固陵大败记录，历史还记录到汉军在陈下取得了大捷，字缝里更是记录到汉军在固陵大捷，而且陈下、固陵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同一地点，于是这个大捷与大败就严重不兼容。所以，只要正视、认清这个胜与败是发生在同一个战场，其中的猫腻立刻就现形了。这是汉败固陵记录的可疑之一。有之一就有之二，这个之二是汉在固陵招韩信、彭越的记录不成立，只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而汉败固陵记录又应该是从这个故事传说中化裁出来的。

    先来看看可疑之一。

    根据历史记录，楚汉双方在固陵一带有互有胜负，而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则需要推敲考证。先以楚先败后胜来看看匪夷所思的汉军固陵大败的存在的情况。因为汉作为毁约方，在战略上掌握主动，应该会将楚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所以才有在陈下之战的大胜。但楚军并没有就此迅速覆灭，而是覆灭于所谓的垓下之战后。表明楚军在陈下战败后，成功地阻击了汉的攻势，这就是固陵楚胜汉存在的理由。分析一下汉先胜后败的原因，可能是汉之毁约，楚一方对汉的突然攻击没有准备，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战役，加上楚将领陈公利几叛楚投汉，也影响了楚之军心，所以遭遇大败。当然，楚军之败也有因前期作战困乏不堪，加上回乡心切，势必作战意志涣散、士气低落等因素在起作用。但项羽超强的战争能力在这种危急时刻显现出来了，他迅速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让追击的汉军吃足了苦头。估计项羽对部下作战争动员时，还会历数汉毁约之无耻，于是哀兵必胜的因素起作用了。在固陵这个地方，楚军对追击之汉军展开攻击，取得大胜，但这个胜利不是决定性的，汉强楚弱的态势没有改变。

    这样解释汉军遭遇大败或者勉强说得过去，但根据历史记录到的汉于陈下胜楚规模，让人无法接受楚能反败为胜。二本纪均称汉追击楚军“至阳夏南止军”，然后写韩信失约的事。表示汉军没有发起攻击，似乎汉军的这一停顿是为了等待或召唤韩信、彭越。阳夏即太康，好像楚军胜汉军在此，这样的记载与汉军的固陵大败相匹配。但这样的记录又与史料中不起眼的、与此正相反的汉在陈下大胜的记载不相匹配。《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项羽引而东。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围项籍于陈，大破之，屠胡陵”；灌婴“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傅靳蒯成列传》记：靳歙“还击项籍陈下，破之”。与二本纪记载的楚先发动攻击不同，二列传记载到的是汉发起攻击，这也与汉追击的军事行动相匹配。因追击再攻击，顺理成章。之所以二本纪将楚败记为胜，可能是要与项羽百战百胜的形象保持一致，但这不是事实。看看汉军立功的几位，尤其是靳歙、灌婴，是专打硬仗的汉军野战主力，刘邦在追击战中起用了这几人，对战争的胜利是有充分保障的。樊哙一人的斩获就如此之大，另外二人的作战能力还在樊哙之上，如果再加上周勃、陈武，对楚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这些记录表明，汉在陈的胜利是确凿无疑的大胜。基本上可以肯定，汉军并没有因毁约而立即遭到惨败，正相反，汉军在陈下取得了一场大胜。会不会这个大胜是在大败之后取得的呢？让我们通过对陈下与固陵的考察，看看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汉在陈大胜楚军之陈，即HN太康一带。有关固陵一地，有两说，现多以其为HN太康，按此认识，则与陈为一地，楚汉军队都规模庞大，汉军岂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地又大败又大胜。另有集解引晋灼曰：固陵“即固始”。固始与太康，两者悬隔数县。如果确实有过汉先胜后败或者先大败后大胜，就应该考虑到两个战役不可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当应以晋灼说为正。但如果根本没有发生过所谓的汉军大败，则又另当别论。《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记录证明，汉在固陵不是败，而是胜——“（阳义侯灵常）以荆令尹汉王五年初从。击锺离眛及陈公利几破之”。（宣曲侯丁义）“为郎骑破锺离眛军固陵”。（汾阳侯靳彊）“击项羽，以中尉破锺离眛”。锺离眛与固陵的联系就应该是楚汉的最后一战，这有灵常的功劳为证。此前《项羽本纪》记：“汉军方围锺离眛於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注意，这样的行文表示，锺离眛与汉的交战还没有达到“破”的程度，所以汉军数将的战功是在最后的战役中取得的。而灵常与利几的哗变，也应该是这个场合下发生的。汉军的强大攻势，加上楚军内部的哗变，造成了楚军的溃败。而汉之参战部队还不仅仅是刘邦的嫡系加上韩信、彭越，还有刘邦的重要盟友吕泽部，因为《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曲成侯蛊逢）有“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的记录，这个蛊逢是吕泽旗下重要将领，列为汉初******功臣。前面提到的汾阳侯靳彊，也是吕泽部下。楚汉战事之混乱真是无处不在，此又一例证矣。

    从情理上看，汉在陈下之胜也不会是紧接着固陵大败之后取得的，因为大败之后，非得到强大的增援才可以扭转局面。反之，楚要在大败之后大胜，也需要得到强大的增援。而根据历史记录，楚方不存在这样的强援，而汉方即使有这样的强援又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尤其是韩信如果还远在千里之外齐国的时候，没有十天半月也赶不到战场。如果再加上汉王使者的路上时间，这个过程将会更是长。考虑到楚将陈公利几在汉取胜时的作用，则大败更不会发生。因为利几的反楚应该是个突发事件，表明他原本处于潜伏状态。如果楚取得大胜，潜伏的利几及其部下会对反楚一事产生动摇。而没有利几的策应，大胜后士气正盛的楚军或者不会迅即崩溃。利几之叛，可能有灵常策反的功劳，否则怎么这么巧，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叛楚归汉。至于日后灵常参与了平定利几之叛，也表明灵常与汉的关系更近。

    《曹相国世家》之韩信“引兵诣陈”是汉军陈下大胜之前还是之后不详，需要追查一下韩信是否参与了破楚陈下的大胜。按说，既然韩信与汉王会于陈，很可能是在会战前就赶到了。如果汉取胜后韩信才赶到，意义就小多了。刘邦击楚志在必得，肯定要征集能够调动的全部军队，韩信之外，吕泽、陈豨都应该到场。根据刘邦的行事模式，破楚一役，肯定会将自己阵营的重要力量全部调集。日后擒拿韩信、破燕王臧荼都调集了所有能调动的重要大员，与楚之决战又岂能例外？从楚后方一连串反叛及汉在战场取得大胜来看，刘邦阵营除了军力可能占压倒性优势外，各种军事行动也配合的丝丝入扣，所以汉方对楚汉最后一战应该是谋划已久的事了，而不是突然间一时性起之举。这也排除了刘邦只是如史料记载那样临时决定违约，仓促行事，于匆忙间等不及征召各路人马，就匆忙开战的可能性。

    可以说，在灭楚的最后战役中，真正运筹帷幄的是刘邦而不是其他人。刘邦先是诱使项羽缔结和约，暗地里又在做瓦解楚军后方的工作，挖项羽的墙角，并同时调集整个汉阵营全力绞杀，这才是造成强大的楚军突然溃败的内在原因。这个情况史料上没有说，但实际情况应该与此相距不远。所以《曹相国世家》对韩信至陈的表述，提示韩信是赶到陈下参加会战的，这无疑又加重了汉取胜的砝码。根据楚军因约和而懈怠的状态，在有备而来、数量占优的汉军面前，楚军的作战能力与士气也会大大下降，这样的状态是不利于战争取胜的，何况战争的主动权在汉军，楚军只是被动应战，取胜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总而言之，刘邦对最后的决战是做了周密的部署的，而且毁约后汉军发起的是一次追击战，战场又是汉方预设的，陈下、阳夏南、固陵，基本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地方，靳歙、灌婴的部队、可能要加上韩信是提前到达战场，楚将陈公利几反出楚阵营也在这个地方，这样的综合条件，汉军又如何会败？

    历史的真实时间表，也没有预留出汉军又大胜又大败这样的空间。楚汉战争这场大戏落幕的最后几个月的事特别少，《秦楚之际月表》除了汉四年九月有太公归之外，汉五年十月十一月无事，十二月就是诛项羽。从和约到决战，一共只有三个月，《秦楚之际月表》的汉五年十月十一月无事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当时不仅有事而且很有事，只是事件发生时间不详而已。感觉上进行三场大战（汉大胜、汉大败、决战垓下）的时间有点安排不过来。如果中间真有几场恶战的话，安置在什么地方，估计司马迁也非常为难，所以索性空缺不记。但司马迁记录固陵之战时，对汉军的大败下笔过重，使得后世只记住了汉军的失败而忽略了汉在陈下的大胜，并形成了固化的历史记忆。菜九以为，之所以司马迁的记录有明显的倾向性，是因为受到某种当时定型记录的困惑。这个记录即张良设计召韩信，但经过考察，这个计策完全可能是虚构的。

    5.根本不能成立的张良计

    怀疑之二，与怀疑之一密切相关。

    愚以为，所谓的固陵之败，只是一个神话故事的开头部分，其核心内容是张良设计召唤韩信、彭越参战。所以，要勘破这个神话，就要考察张良之计能否成立。张良计应该是围绕韩信设计的，其核心内容见于《项羽本纪》及《魏豹彭越列传》。

    《项羽本纪》：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

    《魏豹彭越列传》：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汉王败，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留侯曰：“齐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后。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早定。与此两国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相国；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二人今可至。即不能，事未可知也。”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

    《高祖本纪》简单得多：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

    为什么对这样多处记载的史料还要怀疑其真实性呢，这不是菜九怀疑成癖，实在是因为这样的史料存在严重的不合理之处。比如，只要稍稍推敲就会发现，如果确实发生了刘邦背约击楚遭受惨败一事，也实在怪不到韩信等失期。因为如果刘邦原本准备遵守与项羽的约定，只是临时发动追击战，应该来不及通知各路诸侯。在这种情况下，约和罢兵休战的程序估计也启动了，重开战端在汉军内部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汉军发起的追击肯定也准备不充分。按临时毁约计，当此之际，刘邦估计是一面率兵追击，一面通知韩信等诸侯，而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刘邦的命令抵达韩信处，楚汉双方已经接战了，这种情况下，韩信没有赶到就与所谓的失期爽约造成汉军惨败无关了。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在所谓的固陵失期之前汉军在陈取得大胜，则韩信根本没有失期，他还真的参加了这一战，这有《曹相国世家》“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为证，这表明对韩信失期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而且从军事角度来看，如果真要等待诸侯会齐后再对楚军攻击，则在韩信等人赶到之前，汉军不应该贸然行动，考虑到在齐的韩信与刘邦大军悬隔千里，如果是仓促行动，不可能在陈下之战前就两军会合。《曹相国世家》的记录表明，韩信到陈正是抵达汉方的预设战场。应该在汉军合拢的同时，原本被汉勾结的楚将陈公利几，也在这个时间点上反出楚阵营。所以韩信的行军路线应该是事先设计好的，不存在韩信爽约失期的问题。所以这个情况表明，刘邦之毁约是既定方针，而不是听了张良、陈平的计谋才毁约的。那么这些原始史料是怎么回事，还是要还剖析一下，找出其破绽，定其为编造。

    上述三条资料以项本纪最详细，彭越的传记是项本纪的补充，这两个史料算是较为完整地交代了整个计策的出笼及实施，而刘本纪只是简单叙述了这一记录的经过，重在背景与效果，没有提到计策的具体内容。所以证伪重点在刘本纪以外的两条。

    先简单考察一下《魏豹彭越列传》记载的疏漏处，再说整个计策与事件的真实性。五年秋当为四年秋。因为五年冬，项羽已死，距五年秋早半年。按此记载，汉军败了两次，分别为阳夏与固陵，且不说这两个地方基本上算一个地方，就算不是一个地方，汉军已败了一次，在没有强力增援的情况下又如何能继续追击再战。而且两次失败后都召彭越等人增援未果，这得耗费多少时间啊。按当时的交通条件，不可能发生两次召彭越的事。

    愚以为，《项羽本纪》等史料记载到的刘邦、张良对话内容，极有可能是后人编造的。且不说上述行军过程之不实，即使是刘邦许诺给韩、彭二人封地的互相交叉，也根本没有办法落实。像给彭越的“睢阳以北至谷城”正好包括在给韩信的“自陈以东傅海”范围之内，意味着彭越的封地在韩信封地之中。须知，历史上齐的疆域从来没有扩大到陈，张良怎么可能拿、刘邦又怎么可能批准这种与历史及现实均不符合的方案呢。难道张良可以替刘邦做那么大的主，为了诓骗二人加入会战，就暂时开出空头支票，大片的土地随口就划给了二人，日后再将二人干掉。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分析至此，对所谓的韩信爽约及张良献计持高度怀疑。《魏豹彭越列传》对此许诺有补充，曰：“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把对韩信开出的价码放在彭越传记中说是比较奇怪的，难道这又是一个成型的文字模式被司马迁采用了？“自陈以东傅海”更像韩信日后楚王国的疆界而不是当时齐王国的疆界，日后韩信就是在陈这个地方被汉捉拿，废王为侯的。所以，当时不可能将与韩信之齐毫无关系的地方拿出来诱使韩信守约。据现有史料，韩信与所谓的垓下之战关系甚大，而彭越的作用似乎看不见。奇怪的是，固陵失期及张良计策这个与韩信关系甚大的记载被放在《项羽本纪》与《魏豹彭越列传》之中，按人们总结出来的司马迁的撰述风格，这种情况表示司马迁对这种资料来源不敢确定，但又难以舍弃时的一种委曲求全之法。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个牵涉到韩信、彭越而为《淮阴侯列传》不载的内容，实际上是韩信传说的重要构成，至于彭越，不过是陪衬而已。所以到了其核心人物韩信的列传里，这个记载被简化为：“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像这样将韩信爽约会击楚军之事及垓下决战场面一笔带过的记述，根本看不出张良为什么要献计设计，及韩信在垓下会战的精彩表现。而这两件事是韩信生涯中较为重要的事件，是关乎其形象及生死的事，其中的内涵颇多，就这样简单的草草处理，感觉上怪怪的。所以，这样的记载不表明是真实发生的事，而是彰显了司马迁对材料真实性的疑虑。

    韩、彭如果如约来会的地点应该是什么，计策没有讲，《项羽本纪》记韩信从齐动身未提彭越，而《魏豹彭越列传》记彭越直接到垓下会师。这就怪了，在最后决战之前，尤其是汉遭逢大败之后，是不可能预设交战地点的，尤其在几个月前更不可能，考虑到齐之辽远，这种情况更不可能发生。而《高祖本纪》对韩信在最后指挥决战的描述显示，这是一种精心布置的战斗，提示韩信和刘邦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基本的磨合已完成，绝非仓促上阵。如果将《项羽本纪》所说“韩信乃从齐往”与《曹相国世家》之韩信“引兵诣陈”联系起来看，不应该是所谓的固陵失败后发生的事，而是在之前就发生了，所以不存在韩信失期之事。

    《项羽本纪》与《魏豹彭越列传》记载到的韩、彭失约之事，会不会像魏豹反叛一事一样是采自一个成型的文字版本，而非事实呢？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事件可以造假，而时间是否容假则不能随口而占。前面说过，因为从汉毁约到项羽覆灭只有三个月甚至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根本安排不了汉军又大胜又大败再大胜这样的空间。张良之计的发生及实施又在这不到三月之内，《项羽本纪》与《魏豹彭越列传》均记为汉五年，《高祖本纪》为汉四年。因《秦楚之际月表》记（汉四年九月）太公吕后归自楚，则汉毁约应该在此稍后发生，因为太公等家人回来后，和约乃成，所以才会“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此计之前，汉军还有追击失败的过程，联系到两军实际交战及项羽的最后失败的时间，应该以计策出自汉五年十月后半月甚至十一月，比较合适。这样一来，距项羽覆灭不足二月。所以时间上真是没有办法安排。根据此记载诸事与现实不合，且计策内容也不靠谱，基本上可以断其为伪。只是这个貌似合理的计策关乎楚汉胜败，从而成为一种历史结论为后世接受，这样就贻误后世了。

    那么，会不会汉军在大胜之后再大败呢？显然更没有这样的道理了。因为无论是汉还是楚，要想在大败之后取得大胜，肯定要取得强大的外力支援。如果此前楚军已被汉军重创，双方势力的消长差距更大，楚也无法获得强大外援，所以不可能击败日益强大的汉军。根据最终汉胜楚败的结局，基本上可以断定，如果确实有固陵一战的话，其结果不是楚胜汉败，而是汉胜楚败。正因为汉胜楚败，也就根本用不着所谓的张良计了。

    对张良之计始末，《高帝纪》的记载归纳得很好，很像菜九现在要干的事，或者更接近市面流行的原始文本。：

    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散也”。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

    6.楚汉最后的决战是在陈下而非垓下

    垓下之战，在史料中多处记载，而详情唯《高祖本纪》有记，其曰：“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孔将军为蓼侯孔藂，费将军即费侯陈贺，二人皆刘邦起义之初的老弟兄，这二人破秦时即为左司马，与曹无伤同，又以都尉随韩信征战。这既体现了刘邦对韩信的支持，也体现了刘邦对韩信的监督，所以韩信对刘邦的调令置之不理的情况不容易出现。从战况上来看，汉军以多击少，由韩信打头阵，但没有占到便宜，韩信暂时退却，仍由韩信阵中的孔藂、陈贺对楚军实施两翼包抄攻击，压制住楚军，然后韩信挥军返身杀回，这才造成楚军大败。在这过程中，刘邦所部引而不发以为声援，如果韩信不能取胜，刘邦才会出手。所以从记载上来看，垓下之战的战场胜利基本上只记录到韩信一人之功，但实际过程可能要复杂得多。需要指出的是，韩信指挥的三十万众，并不完全是韩信从齐国带来的，而是齐军加上了刘邦调拨给他的军队的总和。

    会注考证引何焯对韩信指挥作战的评论或者可以代表历代对此战的认知，其曰：“项王大敌，虽兵少食尽，致死于我，胜负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骄之使惰也；却者，迁延徐退，诱之使疲也；纵则夹击之，使不能前后相救；楚兵横断，故不利也。然后因其乱而以众乘之。项王虽勇，岂能支乎。绛侯、柴将军之兵，则游兵也。当楚人既动，则绕出其后矣。”显然，真正的战役不可作此解。史料中记载的是汉的三十万对楚的十万，各方构成之繁杂，统兵将领之众多，场面之浩大，又哪里是这样简单描述所能穷尽。因此，即使垓下之战在史料中的记载算是较为详细的，但是不等于对了这样的记载就要认可。为什么记载众多还要不认要质疑？是因为《项羽本纪》中垓下没有战斗，只有楚军驻扎的记录。这提示，垓下肯定不是主要战场，而只是楚军战败后退却路上选择的一处营地。最终就是这个营地，也被汉军团团围住，项羽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弃军逃跑。这个情况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仅此一条记录，就足以推翻全部其他记载。可以考虑韩信、刘邦主导的“垓下之战”的实际发生地不在垓下，并且汉军取得战场优势后，楚军也没有崩溃而是有序地退却到垓下，又被汉军围住。试想，如果垓下是最后的决战地，汉军又取得了完胜，楚军又焉能在其惨败处安营驻扎。关于垓下之战有十面埋伏与四面楚歌的记载，十面埋伏是破楚的过程，四面楚歌是项羽绝望的过程，而这两者是不可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的。楚军已经遭到十面埋伏的大败，又如何能在惨败的地方扎营，让汉军四面楚歌呢。十面埋伏是后世的演绎，真实的情况或者相去不远，至少汉军是从四面八方将项羽的楚军完全包围——刘邦主导的汉军主力从荥阳方向由北向南压迫，靳歙、灌婴、韩信统领的汉军、齐军从东往西会拢，刘贾统领的汉军从南往北挤压，吕泽主导的汉军从西往东挤压，陈公利几又在楚军中心作乱，若非项羽能力高强，根本无法率军杀出重围。而刘邦在击败项羽并追上败退的项羽后，也没有立即展开攻击，只是又将项羽在垓下这个地方团团围住，并且召唤所属各部、天下诸侯，共同见证项羽覆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军高唱楚歌，让项羽崩溃。最终项羽先是弃军突围逃跑，但看不到任何前景，所以最终又放弃逃生，与追兵力战而亡。可以肯定，在被记载到的所谓垓下之战中，楚军遭受的还不完全是兵员上有多少损失，而是楚军的士气受到毁灭性打击，纵然项羽仍拥众约十万，也觉得取胜无望，所以才发生项羽的最后一幕。

    既然说垓下非楚汉最后决战之地，就让我们来看看决战之地在什么地方，垓下又在什么地方。决战之地就是陈下，因为有太多汉功臣的功劳簿上有在陈下立功记录。而经此一役，已被极大削弱的楚军不可能对军力与士气占优的汉军发动致命攻击。所以绝对不会发生汉发动攻击后，楚军还有大胜这样的事。垓下，项本纪○集解徐广曰：“在沛之洨县。”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也”。○索隐张揖三苍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义按：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经考察，真源县就是今天的HN省LY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