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将军左良玉（三）

    这是明史上的记载，至于李自成为何没有出现在这三大起义军之中，却是因为李自成自从陕甘失利之后，一直呆在河南的大山里游荡，这里人烟稀少，因而明政府将眼光主要放在了张献忠这些人身上，而当时在某些明政府官吏严重甚至以为李自成已经死在了那个疙瘩里面了。李自成的事在那时不提及，再说杨嗣昌关于对张献忠部的打击策略布置，在正月，左良玉就任大将军不久，便率军拜起义军于枸坪关，张献忠败走，而左良玉也一雪当日兵败簸箕寨之耻，之后杨嗣昌认为张献忠必定折回陕西，便命令左良玉以主力屯兵兴安、平利，另外派遣一支偏师追赶张献忠就可以了，可是左良玉不同意，他认为以偏师追剿未必能够成功，更何况他也不认为张献忠会再回陕西去，若是一旦去了四川平原，那么形式是相当不利的。

    二人的争论点出现了，那是谁也不服谁，这个时候的杨嗣昌或许有些后悔了，他觉得自己不该找左良玉出来，这个人实在是太难安排了，只不过木已沉舟，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就在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左良玉竟是独自一人带兵从渔溪进四川去追张献忠了，对于左良玉这个行径杨嗣昌自然是相当恼怒，不过此时的左良玉已是今非昔比，那是兵强马壮，他杨嗣昌虽是督师那也拿他没办法，没辙。杨嗣昌只得一纸奏折递了上去，一切还是交给崇祯评断。其实杨嗣昌这般做法意思也很明了，他杨嗣昌字据都立好了，照此存照，他左良玉打了败仗与我无关。

    杨嗣昌的办法很精明，这一不哭二不闹，事情就与自己这么撇开了关系，不过让杨嗣昌没有想到的是，左良玉的判断是对的，而且在四川玛瑙山一战之中，左良玉大败张献忠，连同张献忠妻妾七口，外加军师潘独鳌都让左良玉一锅给端了。

    这一战，左良玉自然功劳最高，当然也和杨嗣昌没关系，谁叫他老早就和左良玉出兵撇清了关系，北京城里的崇祯得到左良玉大败张献忠义军的捷报自然是欣喜万分，立马给左良玉加了官，而这一加还是太子少保，虽是虚衔，那也是堂堂正二品大员，比起杨嗣昌也不遑多让。然而此处有一个疑虑，当年崇祯亡国之日，曾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因而引来后世许多人皆是同情崇祯说他并非什么亡国之君，皆是因为臣下无能。不过从此处看来崇祯明知督、将二人不和（之前杨嗣昌上书为证），却又在获知捷报之后重重赏赐左良玉一人，并不追究什么抗命一说，这又无疑是加剧督、将二人之间的矛盾更深，也同时助长其他武将的独断专行，势必会对督师杨嗣昌造成很多方面的不利，因而可以说崇祯此人对于用人、御人方面是相当差劲的，可以说明朝亡国，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因素是要多于自己臣下的。而在玛瑙山大捷之后，左良玉果然是更加跋扈，根本也不再将杨嗣昌放在眼里，而此时此刻二人之间的矛盾那也是越来越深，然而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告密无疑使得这督、将二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形同水火，而这个人便是总兵贺人龙，时人称之为‘贺疯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初刚刚接任‘平贼将军’不久的左良玉很快便被杨嗣昌看出端倪，杨嗣昌当即认为左良玉这人实在是桀骜不驯，以后势必难以控制，不过这个时候诏命已下，而且当初强烈推荐左良玉的也正是他杨嗣昌，杨嗣昌心里明白自己如果这个时候提出换人那无疑是自己扇自己的脸皮，这种丢脸面的事杨嗣昌不会去做，何况当时明政府内部党患严重，杨嗣昌心中明白自己这个位置那是时刻有人惦记着。当然杨嗣昌不换将不意味着他不想换将，而当时总兵贺人龙同样是战功赫赫，于是杨嗣昌就私底下跟贺人龙说，只要他好好表现这左良玉的位置迟早是他的，不过随着左良玉玛瑙山大捷，杨嗣昌一时也就拿捏不好主意了，对于贺人龙却是一推再推，而本来以为杨嗣昌会任命自己做大将的贺人龙自然就不满了，想必此人也是在这之前在自己军中多散布自己要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小道消息，现如今眼见希望破灭，做不成大将了，自然是在军中丢了脸皮，这极度的不满那也是正常的。不过这贺人龙做的也绝，立马就将杨嗣昌准备换将的消息给告诉了左良玉，左良玉听闻这个消息那自然是火冒三丈，就差举兵前去灭了杨嗣昌，而当时这督、将二人关系到了什么地步，明史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当献忠之败走也，追且及，遣其党马元利cao重宝啖良玉曰：“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良玉心动，纵之去。这是一段明史原文，明史虽是清朝人编撰的，其可信性多少暂不提，但是就这一段描写却是可信的。

    总之，杨嗣昌想要换将的心思不仅使得左良玉与他更加的水火不容，而且使得总兵贺人龙对他同样是深怀不满，之后也走上了左良玉的老套路，属管不属调，拥兵自重，避免与义军作战，自保实力，后来结果被孙传庭处死。就这样，因为换将，弄得两面都不讨好的杨嗣昌在当时自己督师的湖广众将中声望自然是一日不如一日，而乘这个机会张献忠部才得以脱离包围圈，返回兴山、房县。而就在同年秋，张献忠、罗汝才两部义军为了摆脱困境，开始向四川进军。而对于义军这一部署，明政府做出什么对策，在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监军万元吉知道良玉骄横，无法调用，敦劝嗣昌让军队前锋悄悄跟随在敌军后面，后边的兵力一齐跟上去，自己从小路出梓潼扼守归州，以便等候救援的部队来。嗣昌没有采用他的计策。不过此处却又是有一点疑虑，为何是监军万元吉看出左良玉骄横，难道杨嗣昌就不清楚，不，杨嗣昌自然心中十分清楚，但是为何没有采纳万元吉的策略，或许只是因为杨嗣昌对于胜利的渴望实在是太过于急切，或许是心中对左良玉还抱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当然历史没有或许，总之，这一场追击对于杨嗣昌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从崇祯十三年秋一直到这年十二月份，杨嗣昌一直是跟着义军后面在绕圈子，而随着贺人龙带兵西归陕西，以及川军作战力实在是不堪一击，使得义军取得了剑州、梓潼大捷，这让杨嗣昌不得不向朝廷请罪，而随后在下一步的追击行动中，对于张献忠采取的‘以走制敌’方针，使得明军疲于奔命，当时义军中流传的一句话‘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足以体现当时是何一种情况。而从崇祯十四年起，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从巴州起营，攻克通江，取道达州，准东出湖广，而这个时候杨嗣昌的大军还远在四川，杨嗣昌没有法子，只有命令还屯兵湖北勋西的左良玉出兵堵截，他也知道自己和左良玉的矛盾，于是连发了九道檄令，只不过人家左良玉不了他，发再多也是白搭，而等到义军出夔门的时候，左良玉为了避免有相遇的可能性，竟然拉着自己的队伍跑到陕西兴安去拉练了，就这样因为左良玉的‘三不’(不接触、不交战、不想闻）政策，外加杨嗣昌远在四川，人困马乏，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张献忠所部轻易的就占领了襄阳城，杀了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并且‘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

    襄阳突发变故，襄王被杀，一想起崇祯那期待的眼神，杨嗣昌自然是羞愧难当，再加上左良玉种种行为也让杨嗣昌感到绝望，总之这一年杨嗣昌在湖北绝食而死，而左良玉因为消极抵抗，拥兵自重再次被明政府削职戴罪，平贼自赎。当然明政府这个时候也不敢再对左良玉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毕竟此时左良玉的实力摆在那儿。就在张献忠攻陷襄阳城不久，又大破勋西等地，不过短暂的胜利是最容易让人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的，很快还背着削职处分的左良玉从南阳进军，一举大败张献忠部，收了他几万降兵，进一步的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只不过这样的好日子过不了多久就没了，自从李自成十三年再入河南以来，发展那是非常迅速，期间更是一举攻占洛阳，杀了明福王朱常洛，而这些年一直和张献忠互有胜负，而且胜多败少的左良玉遇到李自成就不行了，等到李自成攻襄城时，左良玉被围在郾城，差点就城陷了。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左良玉和贺人龙绝佳的搭配，一连坑了两任陕西总督，汪乔年和傅宗龙。只不过左良玉根基深厚，而且部下多是降卒，明政府担心一旦处置不当，那么就会再多出几十万‘流寇’出来，但是贺人龙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他被孙传庭斩杀以后，自然左良玉就成了政府唯一剿贼的大员。而为了更好的拉弄左良玉，崇祯启用了一个人，前昌平都治侍郎候恂。对于候恂，左良玉确实有感情，若不是候恂他左良玉也没有今天，而左良玉最早的家底也是昌平出来的那两千精兵，现如今候恂督师，加上又发帑金十五万来犒军，于情于理他左良玉都得出兵。

    虽说左良玉还惦记着候恂的恩情，不过当与李自成大军在朱仙镇外碰面之后，左良玉考虑的便不再是感恩不感恩的话题了，在这个世道，感恩是很重要，但左良玉明白还有一条更重要，那就是命。于是这场可以预知结果的战役还未打响，左良玉就带人先溜了，而左良玉的临阵脱逃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全局的溃败。面对左良玉的溃败，崇祯只能要候恂顶住依仗黄河来拒敌，明史上记载说，帝闻良玉败，诏恂拒河图贼，而令良玉以兵来会。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而至于左良玉愆期不至的实际情况具体如何，其实在左良玉兵败朱仙镇之后，候恂为了完成崇祯所谓的拒敌政策就发了一道函再次招左良玉北上，不过经历朱仙镇一战的左良玉知道自己是打不过李自成百万大军的，但是候恂的面子不能不给，他便派了自己的部将金声恒率兵五千作为候恂的亲军，而且还写了一封信告诉候恂说，自己很快就亲率三十万大军北上了，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按照明朝总兵兵力部署，他左良玉满额兵制也就二万五千人，而他所说的三十万大军多是招降纳叛而来，靠的是他就地打粮劫掠养活着，而左良玉说他亲率大军三十万北上，说明什么，无疑是在说我这三十万大军的军粮就有劳候督师您了，候恂是个聪明人，他自然知道左良玉话里面的意思，可是要三十万大军的粮食，他要是有也不会依靠左良玉的军队了，于是候恂一纸回信，他左良玉不用北上了，而这也正是明史上所言左良玉迟迟不北上的真正原因，一是他自己不愿意来，其二候恂也不指望他能来了。

    而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明政府河南官僚不得不决了黄河堤，防水淹了开封城，当然决堤后城里百姓的死活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开封城虽说是被攻破，不过被水淹了，李自成自然是没有什么收获，引军西归去了。但开封城破，崇祯皇帝心情实在好不到哪里去，因而一把火都发到候恂身上，将他再次关进了监狱，不过对于避战自保的左良玉崇祯也无能为力，人家左良玉这个时候拥兵三十万在襄阳等地，就是崇祯想要动真格也没有这个实力了，何况弄不好，这左良玉很有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流寇’也说不定，其实这个时候属调不属宣的左良玉比起那些明政府眼里的流寇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了，而之所以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可以说也与一再纵容左良玉的崇祯皇帝是脱不了干系的。其后，李自成大军在平定河南大部之后，战略重心开始向湖广转移，而左良玉便首当其冲成为李自成第一个目标。

    李自成大军围攻襄阳，左良玉这个时候再也不能观望以求自保了，为了保住自己这些年打下的根据地，左良玉决定拼死也要守住襄阳城，史称，时良玉壁樊城，大造战舰，驱襄阳一郡人以实军，诸降贼附之，有众二十万。只不过当时在朱仙镇一战之中，左良玉精锐基本丧尽，而这些个新招的士卒多是义军叛降而来，自然也不怎么听号令，再加上岁月不饶人，这个时候左良玉已是四十五、六了，常年征战这身体自然是每况愈下，不能再像从前那般亲自上阵督战了，因此襄阳城很快就被攻陷。左良玉只好引军向武昌败退，当时武昌是明宗室楚王朱华奎的地盘，左良玉本想打打牙祭，顺带为他二十多万军队弄点粮草，史称，至武昌，从楚王乞二十万人饷，曰：“我为王保境。”不过楚王没有搭理他，不过这也难不倒左良玉，历史上说他纵兵大掠，火光照江中，至于左良玉有没有打进武昌城去，从后来张献忠破武昌收缴楚王金、银百万来看，应该是没有的，不过从楚王拒绝左良玉一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此时此刻的左良玉在明朝统治者眼中已经和那些他们所谓的贼寇彻底的没有区别了，甚至还要更甚。

    武昌进不去，李自成又在后面围追堵截，左良玉只好退到长江以南江西九江暂避李自成的锋芒，而左良玉一路的行径惹得让某些人有些眼红不已，当时湖北蕲州守将王允成打着左良玉的旗号开始劫掠四周，首先破了建德，又往池阳劫掠了一番，这家伙胆大包天，竟然打起了南京的主意，而这个时候朝廷也急了，只得从九江调了库银十五万给左良玉安抚用，这样一来才平息这场闹剧，而从这个时候起左良玉已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方诸侯，而后来等到张献忠攻破武昌，将楚王浸了猪笼，他左良玉硬是没发一兵一卒，而这个时候，大明政府已是自顾不暇，崇祯也再没有心思管左良玉这支杂牌部队了。其后，张献忠向四川发展，左良玉才出兵重新占了武昌，开始设立军府，召集流民的日子。

    崇祯十七年，大顺军直逼北京，直到明朝灭亡，崇祯自挂煤山，左良玉也再没有发一兵一卒前往北上救援，只是自顾自个的在周边经营起自己的地盘来，只不过大明的灭亡一时间让左良玉有些不适应起来，这些年虽然是立足乱世，避战自保那都是为了生存，不过一切都还有组织的存在，可是大明一完蛋，他左良玉就没了组织，左良玉虽是有野心的人，不过对于是否自己做皇帝，可能他还没有这个想法，最多也就是做一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梦，若是不然以后也不会打起清君侧的名号起兵武昌。

    崇祯十七年三月，随着福王政权的建立，左良玉虽然被封了宁南伯，但左良玉心中明白自己成了这南京朝廷的局外人，而且因为自己恩师候恂的关系，左良玉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而当时南京的当权者马士英、阮大钺之流都是阉党之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左良玉自然更倾向于东林党一边，而且南京政府对其不信任还表现在对其军饷的克扣，这些都让左良玉深感不满，而这个时候恰逢‘伪太子案’的发生，饱受阉党欺凌的东林党、以及复社人相继都跑来左良玉这里希望他能举兵以清君侧，而对于左良玉来说，无疑是个出兵的最好时机，就左良玉来说，出兵看起来是为了声援东林党人，不过在左良玉骨子里却是认为可以乘机掠夺江南之地的财富，甚至可以实现自己多年以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夙愿。

    但是事与愿违，还在出师途中的左良玉暴毙于舟中，从而结束了他这甚为传奇的一生。虽说临死前良心悔悟，喊出了‘予负袁公’的悔恨之言，不过那也是于事无补，难以弥补他东征所带来的恶果。不过左良玉的东征之举所加剧了弘光朝廷的灭亡，究根到底虽然在这其中马、阮二人该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左良玉出兵东征的行为同样应负起其应有的责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让一个腐朽政权加速灭亡，而且同样也是对人民抗清运动所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在左良玉死后，其子左梦庚投清的耻辱行为所带来的巨大恶果，更是不可原谅。

    后记：左良玉军纪很坏，烧杀抢掠，拥兵自重，这都是乱世生存的法则，为了生存左良玉在不断蜕变着，最终成为嚣张跋扈的典型，但是他大字不识几个却能领几十万大军，却也是个异数。

    那么左良玉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这里不想深究。但不论如何历史是公正的，左良玉传奇的一生的功过是非还是留给了后人继续评说。

    （完）